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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利民现象

♚Gold-house / 2015-06-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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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吸引广大民众那方面看,学术界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佛利民(Milton Friedman)那样的人。昔日的爱因斯坦,是个传奇人物,也很受一般民众欢迎。但他的理论深不可测,而演讲的口才、技巧也没有过人之处,其吸引力就打了折扣。英国的经济学者凯恩斯,在生时天资聪颖,才华洋溢而口才锋利,是个大热门的人物。但夏理·庄逊一九六八年告诉我,凯恩斯在生时的广泛吸引力,不及佛利民。近二十年来,佛利民的声誉更隆,如日中天。


这是一个佛利民现象,是应该解释的。佛氏今年七十六岁,准备在九月到中国大陆及香港来,所以我想先在这里介绍一下。


是的,佛利民的经济观点颇具争议性,但这不可能是他成为一个现象的原因。任何创见都有争议,而创见层出不穷的学者又何止佛利民。他那近乎神话的知名度从何而来呢?为什么愿意付高价去听他一席话的人那么多?就是大名鼎鼎的政客也没有佛利民的吸引力,而佛氏毕竟是一个忠于学术的学者。



现象绝不寻常


「佛利民现象」很不寻常。我认识了他二十一年,从来没见过他哗众取宠。他辩论时从来不生气,笑口常开。在书写文字上,他算不上是天才(史德拉以前曾告诉我,佛利民曾痛下苦功才写出后来畅顺的文章)。对传媒,佛氏大都避开。好朋友要求用他的名字来作一些有意义的宣传,他照例推却。在这方面我成功过一次。那是一九七九年,我要找一些知名度高的经济学者联名给《信报》一封电报,恭贺该报的周年报庆,佛利民竟然答应了。


要求名的,求之不得;对声名厌恶的,却没有办法阻止名气的直线上升!


三年前,一位北京大学的学生给我一封长信,信内提到他每天不断自修英语,为的就是要阅读佛利民的文章。其后我在大陆与新交的朋友倾谈中,发觉他们十之六、七都听过佛利民这个人。二十年前,佛利民在美国的宴会午餐上简短地讲一些话,酬金五千美元,而愿意出价的机构数之不尽。


佛利民不重视金钱的收入,但却尊重以市价这个准则来获取他的时间。我说他不重视金钱收入,是有证据的:他花时间去阅读别人的文章或坐听他人的演讲,远超于我。时间的市值是那么高而还那样做,难以解释,但却解释了为什么他推却了那么多能赚钱的机会。例如,像我那样无足轻重的学者,每次到哪一个地方演讲,若佛利民身在当地,他必定是座上客,从不迟到,也不早退。


不要以为我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今年九月佛利民打算到上海去,请我安排行程。我计划在九月十四日带他到苏州、无锡一带观光。他回信说,那一天香港的祈连活在上海演讲,可否将行程改迟一天。他明知迟一天就要赶路,舟车劳顿,但为了要听祈连活,他就连苏州也押后了。他早已退休,再不打算发表什么伟论创见,但为了要争取知识,游览之乐就不顾了。这一点能耐,我们怎能不佩服呢?


也不要以为祈连活有什么特别之处。香港的杨怀康寄给佛利民一篇自己也认为是平平无奇的文章,佛利民读后就亲自回信。在一九八○年到中国时,哪一位干部款待过他,他就做下笔记,八年后的今天他还记得清楚。他是不喜欢应酬、宴会的,但一到了宴会上,他就谈笑风生,有问必答,令人倾倒。是的,佛利民好奇,对知识的追求数十年如一日,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。


今年九月到中国后,佛氏将来港一星期。听到这个消息,香港的仰慕者就争着要招待了。中文大学二十五周年校庆,请他演讲,他欣然承诺;而中大将这难得的机会慎重安排,礼待贤能,大有古人之风。


我们香港大学这边,没有什么校庆借口,也没有像中大邵逸夫堂那样可以容纳千多听众的大堂。于是我和祈连活与王于渐(他们在不久前开办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经济研究中心,希望佛利民捧捧场)征求了佛氏的同意后,就租用香港演艺学院的一个设备一流的大堂,在九月二十四日让他作一次收费的演讲。佛利民的著名格言是「天下间没有免费的午餐」,而以收费决定谁可进场,是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。我于是作此决定:除了佛利民太太外,任何听众(当然连我在内)都要买票。佛氏也同意把票房的收入全部捐作鼓励经济研究的基金,由港大的经济系及王于渐的经济研究中心管核。


不敢低估佛利民的吸引力,我定的票价是港币二百至一千元。这应是亚洲一带的纪录了。佛氏果然名不虚传。广告尚未注销,门票就卖了四百多张。捐助二万元或以上的可以作为「赞助者」,目前已有十多个机构「赞助」了。识英雄、重英雄——香港商人的确有一手!


三个不同的观感


既然是一个现象,佛利民当然令人有一点神秘感,一点高深莫测。但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看佛利民,其观感也就不同。


第一个角度,是从他的同事及亲近的学生那方面看的。这些人知道佛利民精通数学、统计学、历史及经济原理。就所有与经济学有关的学问而言,他都是「大师级」。历史上只出过三个这样的人:费沙、凯恩斯、佛利民。这第一角度也可见,佛氏的思想快如闪电,论事客观,口才好得出奇,于是敬畏之心油然而生。


是的,佛利民的思想快得离谱,也清楚之极!就算辩论时他错了,但因为推理层次分明,行雷闪电之间,脸带笑容,毫不霸道,跟他辩论的人追不上,以为自己是一败涂地,要过了几天才知道论点还大可商榷。一些人不习惯见到佛氏在笑谈中,轻描淡写地予取予携的本领,一开口就被迫下马,不免怀恨在心。


我曾经和一些与佛利民相熟的朋友谈论他辩论的本领,大家一致认为:如不亲见不会相信。史德拉(本人也思想快得惊人,是佛利民多年的最佳搭档)对其评价值得一提:佛氏的思想速度比常人快了几十倍,清楚得无以复加;唯一的缺点是,因为太快,说服力就打了折扣。


第二个角度看佛利民,是从不认识他的经济学者那方面看。这些人中有深入地阅读过他的文章的,莫不衷心佩服。但因为没有见过佛氏的辩才,他们是敬而不畏。


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七这九个年头,佛利民的经济学著作成绩辉煌,见解精辟,就是不同意的人也拍案叫绝。是的,佛氏这时期的文章锋芒毕露,只有带着成见的人才不佩服。


我在一九六一年开始钻研佛利民这些较为初期的作品,日夕不倦,被他的分析深深地吸引着。虽然我曾找出他的错误,也有不同意的地方,但总觉得非读之再三不可。一九六二年,我在灰色(不合法)的市场上买到了一份他的学生粗制的价格理论笔记讲义,便天天放在衣袋中,翻阅得纸张都破烂了。说实话,我现在用中文写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,其中重要的一部分,是从这些粗制的《佛利民讲义》得来。


很不幸,有不少经济学者(或学生)并不怎样重视佛利民这个时期的作品。一九五八年之后,佛氏的文章转向货币政策及抨击政府。有关政策的文章都带有价值观,见仁见智,不同意的人就不一定佩服了。


看佛利民的第三个角度,是从行外的大众看。佛氏是一个传奇人物,在《新闻周刊》写过好几年专栏,出版过几本通俗的书(其中一本——《自由选择》——曾经是美国全年最畅销的「非小说」的书),获过诺贝尔奖,在电视上亮过相,而传播媒介又喜欢将他大书特书。这一切,加上佛利民的「自由」观点清楚鲜明,就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。


他这个黑白分明的印象,欣赏的人固然多若天上星,但破口大骂的倒也不少。欣赏的人认为佛利民是自由的象征,是维护个人利益的救世主;破口大骂的认为他反对社会福利,是一个空想主义者,没有真正的学问本领。殊不知佛利民在学问上的千锤百炼,经济学界的高人是没有一个不拜服的。



不变节谈何容易


在百忙中,知道佛利民要到中国大陆,要来香港,而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到这一带的行程,我不能自已,要千方百计地使他有一个愉快的旅程。祈连活、王于渐等人也有同样的感受。那是为什么?为什么我们要这样隆重其事?有好几个在学术上与佛利民不相伯仲的经济学者也可能会到香港来,我们当然会尽地主之谊,但不会为他们东奔西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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